夏之秋原名夏汉兴，孝感市孝南区闵集乡栗树湾人,1912年2月22日出生于武汉市汉口三署街。1993年5月12日在北京去世。父亲夏博琴为汉口圣约翰小学教师兼圣约翰教堂琴师。家境清寒。汉兴3岁丧母，5岁时在父亲膝上学弹风琴，在他幼小的心灵里埋下音乐的种子。8岁时，街道-长的一支五音号使他萌生了强烈的好奇心，遂迷上了吹小号，从孜孜不倦地自学发展成他学生时代的个人特长。上小学时便充当学校的司号员，迈开攀援铜管乐道路的最初步伐。中学时代，武昌文华中学为抚育他成才提供了优越环境。这个学校有一支设备齐全的铜管乐队，是清末民初由加拿大籍教师康明德创建的。20年代末，宦乡、于熙俭等校友在文华中学从事-，铜管乐队常在学生-队伍中作先导，有时参加演出。1927年，汉兴在文华中学上初二，带着他心爱的小号当司号，1929年，正式参加乐队当司号员。由于他刻苦学习，很快成为乐队的副指挥。为了很好地全面指挥演奏，他曾不惜用一整个暑假练习黑管和修理乐器。1931年上高二时，他的父亲不幸病逝。校长十分同情汉兴的处境，聘请他为学校铜管乐队队长兼教员，半工半读，直到升入华中大学攻读物理四年。在这六年中，汉兴一方面完成学校的学业，一方面全面掌管学校乐队的教学排练。他学会了吹奏和修理各种铜、木管乐器，常为校乐队编写乐曲。此外，还创建并指挥学校大型口琴队。在校外创建男女四声部合唱的歌咏队，指挥武汉首次出现的小型管弦乐队——武汉雅美管弦乐团。这时，夏汉兴的音乐才华受到爱国实业家、时任武汉上海商业银行行长周苍柏的格外赏识。周先生是著名女声乐家周小燕的父亲，曾留学美国，也是文华中学的老一辈校友。1936年，他慷慨解囊，资助500元（当时一元可买5斤猪肉）支持汉兴会同周小燕等一道报考当时中国唯一的高等音乐学府上海国立音专（原名国立音乐院，是1927年萧友梅在蔡元培支持下创建的）。汉兴考入作曲系，在萧友梅、黄自、吴伯超、李惟宁等名师教导下学习作曲和钢琴。教务主任黄自见他吹得一手漂亮小号，便专为他聘请了上海工部局交响乐队（当时远东唯一的交响乐团）首席小号、俄裔演奏家杜甫洛夫斯基教他副修小号演奏，很快他就被老师推荐考入该乐队任实习演奏员，并成为该队第一位担任首席小号的中国人。
　　用歌声鼓舞人们的抗战斗志
　　1937年“七七”事变，日本帝国主义者发动了妄图灭亡全中国的侵略战争。上海的形势也日趋紧张。日寇步步紧逼，打断了汉兴苦苦求得的学府专攻音乐之路。“八一三”事变前夕，夏先生随着逃难的人群乘船回到故乡武汉。这时武汉已成抗日救亡中心，群众性的抗日救亡运动风起云涌。广大专业和业余文艺工作者纷纷拿起文艺武器进行团结抗日的宣传。北平、天津、上海等地音乐工作者云集武汉。夏汉兴投入这一洪流，他参加了地下党领导的武汉市文化界抗敌工作团的成立大会，并被选为音乐组长。他在武汉长江两岸组织了两支专唱救亡歌曲的歌咏队，经常活跃在工厂、学校、车站、码头，演唱宣传。同年12月，他与张曙、冼星海、刘雪庵等筹建的全国歌咏协会在武汉成立，担任理事。他还重建武汉合唱团，担任团长兼指挥。正是这个时候，夏先生胸中汹涌澎湃着爱国主义热情，时代风暴把他推进到创作高峰期。1937年11月，他在报上看到诗人光未然写的一组《抗日合唱》歌词，大受鼓舞，抑制不住同仇敌忾的热情，反复吟诵，立即把它写成群众歌曲。这就是他抗战初期的第一首杰作《最后胜利是我们的》。歌中高举抗日救亡旗帜，有对侵略者暴行的控诉，有对民众的战斗号召，有对胜利的信心，悲愤而豪壮刚毅。歌咏队排练期间，光未然同志亲到现场指导，他听演唱后很满意，又送《女青年战歌》请夏先生谱曲。当时《新华日报》报道说：最动人的还是混声合唱，像《最后胜利是我们的》，“显得很感人而又雄壮”。这首歌当时刊登在刘雪庵主编的《战歌》上。1938年歌颂抗日将领的纪录影片《郝梦麟》曾采用它作插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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